2008年12月5日

楊紹唐牧師的苦衷---《看這些人》(五)

楊紹唐牧師的苦衷---《看這些人》(五)
(拙口)

本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在中國教會史上,被稱為“十年復興時期”。在這時期,中國教會興起了好幾位 神所重用的僕人。他們從 神領受了不同的恩賜,給那個時代的中國教會帶來如火如荼的復興。楊紹唐牧師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說:宋尚節的講道如兩刃的利劍,刺透人的心腸肺腑;王明道的講道有如大錘,打碎人裏面的一切剛愎自恃;而楊紹唐的講道,卻像清晨的甘露,滋潤人心,供應靈命。特別是楊牧師明顯有牧養群羊的經驗,所以史家稱他為“虛懷若谷,德高望重的一代名牧”。

筆者雖未直接受教于楊紹唐牧師,但青年時的密友,曾就讀于楊牧師的神學院,每逢假期返裏相聚,間接領受良多。另從楊牧師的文字著作中,也多次灑淚傾讀。當我高中畢業奉獻蒙召時,曾一度定意去楊牧師任教的神學院受造就,但時值“紅色風暴”席捲全國教會,顧仁恩在北方被逮捕,吳耀宗在基督教裏趁勢掀起“控訴潮”,於是,史無前例的傳道人之間的互相揭發,彼此控訴的浪潮,衝擊到全國教會和一切基督教機構。中國教會進入了火的洗禮時期。

苦難動搖和拆毀了一切沒有屬靈實際,徒有外表形式的宗教活動,同時苦難也在教會裏引起了劇烈的分化,許多大牧師,神學院院長,“前面的弟兄”,紛紛跳上講臺,聲嘶力竭地控訴同工,揭發弟兄,表白自己的立場堅定,走向“革新”之路;而被他們控訴的人,則從教會裏,從神學院裏被開除出去,多人被捕入獄。這種分化是教會道路的分化,是背道路線與護道路線的分化。這種局面,徹底破滅了我頭腦裏想讀神學的欲望。因為很明顯,在這種形勢下維持有形的神學院,必然走變質的道路,實際失去受造就的意義;而不變質的神學院是無形的,十字架苦難的實際生活,這是最好的造就!這不是個人的偏見,在當時一大批青年基督徒,奉獻蒙召後,並沒有投身進入神學院,卻蒙 神親自帶領,去經歷聖靈與火的洗禮!

既清楚愛我們的主堵塞了所有去神學院的路,於是只有在念一般大學的同時,在課餘時間自修神學。當時,楊紹唐牧師的著作被這些青年蒙召者列為自修神學的重要書籍。自然,他們也極其關注像楊牧師這樣教會領袖們的處境。

中國教會史上的所謂“教難”(例如“義和團”運動)是公開的迫害,信者殺,否認者存。這種逼迫雖凶,但對教會的摧毀程度較淺,時間也較短,但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開始在中國教會史上出現的這場教難,時間之長,程度之深,手段之巧妙,以及逼迫者用辭之冠冕堂皇,都是空前未有的。在這種形勢下,精神的壓力、生活的壓力,對一些陷於事務性忙碌中的傳道人,信心靈眼稍一昏花,就會感到前途渺茫,失去重心,重工作過於重真理原則,用人的手段替 神的工作尋找出路(實則是替自己尋找出路),再加上外來的軟硬兼施,威脅利誘,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等等手段,這一切內在和外在因素的作用,在蔓延全國的控訴潮中都集中的表現出來。自然,楊紹唐牧師也不能倖免。他被控訴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因為他與戴德生創辦的內地會有較密切的關係。

是控訴還是緘默?這在當時中國基督徒面前,特別是在傳道人面前,鮮明地擺著兩條不可調和,不得兼顧的路線,而且是個不可回避的現實。

楊紹唐牧師暗中找到一位內地會的同工,傾訴了他的苦衷,表明他會被迫登臺控訴了。他終於採取了妥協的態度,並延此路走下去。所以在後來形勢越加緊張的時候,作為“上海烏魯木齊北路聚會所”負責人的楊紹唐牧師,進一步違背自己的意願,被迫參加了“三自會”。於是,楊紹唐牧師被列為全國三自會領導人之一。

但是,楊紹唐牧師在人前的表演是違背他明明知道的真理原則的。他的苦衷在於他整天過著貌合神離,同床異夢的生活。楊牧師內心苦極了。這一點也非筆者所臆測,僅舉一實例:
一九五四年夏的一天,楊紹唐牧師受命于宗教事務部門及三自會,去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說服被他們認為眼中釘的死硬派王明道出來加入三自會。因為楊牧師從前曾和王明道有較深的情誼。那天王明道接待了楊紹唐牧師。

入座後,楊牧師實在難以啟口,因為這不是口是心非的地方了。王明道知其來意,卻以誠相待,開誠佈公地闡明教會不應該與新派混雜的三自會聯合,這是聖經的真理與屬靈的原則。維護教會的貞潔純屬信仰,決非宗派之爭,更非政治問題。王明道也本著愛心指出楊紹唐牧師在教會道路上的錯誤。楊牧師不但沒有進行說服,反而在王明道面前痛哭流涕,似乎他只有在這個地方才有真情流露的可能。他向王明道坦率地承認說:“你走的路是對的,我知道自己走錯了,但是,我現在是陷進去,不能自拔了。”

這就是楊紹唐牧師參加三自會的真實情形。如果他內心認為自己走的路是對的,為什麼他不向王明道表白說明?為什麼他要痛哭流涕自責悔恨?如果他這種自責悔恨不是真情流露,又有什麼必要在當時已為眾矢之的的王明道面前裝假?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他在 神面前所領受的亮光和自己生活腳步的矛盾所致,也是他內心受聖靈責備的表現。

三自會利用楊紹唐的名氣,裝飾門面,愚弄海內外信徒,這對楊牧師本人來說,是一種難言的苦衷,而對三自會本身來說,實在也是一種可笑的諷刺!這也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暴露出來人性裏面軟弱的一個悲劇!

一九五五年夏,“三自會”一夥在“彼拉多衙門”外的喊叫得了勝,終於將王明道等人以及各地一切不與他們同奔悖道之路的弟兄姐妹們送進了監獄。抵擋 神的人們為三自會慶祝勝利,讚揚他們的“合用”;但是楊紹唐牧師自己知道,從此以後,他們這些“傳道人”,除了每天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政治性活動以外,還有一絲屬靈的工作嗎?完全沒有了!傳福音、培靈、造就……等等,一切正常的教會生活,統統消失了。禮拜堂唯一的功用,就是向還不肯離棄的教徒進行思想教育的地方。如果說禮拜堂還有別的什麼用途的話,那就是把它租借給社會上開會、演戲,最後終於關門,禮拜堂的牌子摘下來,掛上“XX工廠”“XX醫院”等等這就是他們工作的目標。

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或“第四批肅反”)時,楊紹唐牧師終於被批判鬥爭了,和賈玉銘牧師一樣,推完了磨,自己被推上了被告席。但遺憾地是楊牧師沒有勇氣公開宣佈自己走錯路的苦衷,更沒有勇氣在腳步上回到正確道路上來,他現在是欲哭無處了,因為史家胡同的基督徒會堂被沒收不復存在了,王明道也被楊紹唐所投入的三自會控告收押在監了。的確,楊牧師的心靈都受到了極大的痛苦。

教訓是什麼?

經言:“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 神為敵了。你們想經上所說的是徒然的嗎?”(雅各書四章4~5節)

為聖靈所使用的器皿,和被世界所控訴所驅使的工具,豈能並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三自會”的牧師們也被列為“牛鬼蛇神”而在劫難,因為他們平素賴以投靠的靠山也成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整個的民族都陷入浩劫之中,上自中央領導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在受苦,但在 神的眼光中,這些苦難都是一樣的嗎?都能算是為主受苦嗎?都有同樣的屬靈價值嗎?當然不能!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政治上派系鬥爭的反反復複,許多高級幹部也受了許多苦,甚至喪生,有許多曾公開辱駡和逼迫基督徒的人,在所謂的“路線鬥爭”的反復中,甚至比從前他們加給基督徒的苦難還要厲害,我們能說這些苦難都是為主受苦嗎?同樣,“三自會”一夥人,除了極少數高層領導人(如XXX主教)在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就被“特殊保護”起來以外,大部分也都和他們的主使者處長、局長一起東山再起,重登寶座,重操舊業,這能和那些幾十年一直為主的真道堅貞不屈,忍受苦難,直到現在仍然忍受大爭戰各樣苦難的基督徒相提並論嗎?

看見一個人受苦,作為基督徒是應當寄以同情的,但不能由於同情他的苦難而把錯路說成是正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我們萬不可忘記,教會裏既有愛,也有公義,教會若沒有公義,沒有真理,沒有道路,就失掉了 神的見證,成了世俗上無原則的愛,這不是 神的愛。 神的愛是以公義為基礎, 神的公義裏彰顯 神的慈愛。十字架所顯示的不就是 神的公義和慈愛的集中統一嗎!

楊紹唐牧師晚景淒慘,令人歎息驚異!我們獲得的消息是在一九六六年冬,時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的一個風雪天,楊紹唐牧師作為“牛鬼蛇神”被強迫在弄堂裏掃雪(上海的小巷子稱為弄堂),被一個“紅小兵”一推,摔倒在地心臟病發作,當時正是紅衛兵運動的狂盛時期,醫院對來就醫的病人都要進行“階級分析”,作為“階級敵人”是專政的物件,醫院不予搶救。楊紹唐牧師就這樣一跌不起,猝然離世。

毫無疑問,楊紹唐牧師末後的一段路,向我們提供了又一個例證:那撒旦一會如何軟硬兼施,威脅利誘來毀壞一位 神所重用的僕人。

但是,筆者執此拙文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將楊牧師末後這一段真實的經歷公之于眾,成為一個有益的見證,為自己的背道尋找掩護與藉口的人,是何等愚拙,是何等欲蓋彌彰。和賈玉銘老牧師的見證一樣,不能成為三自會的支持,恰恰成為三自會背道的有力反證!

楊紹唐牧師雖然已經死了,卻因信仍舊說話,說他活著時不敢說的話,用他流露的內心苦衷﹑失去屬靈工作﹑失去群羊的苦衷,說出對那些盜用他名義者的批判!

想到這裏,筆者仍願表達對這位“虛懷若谷德高望重的一代名牧”的敬意和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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